从古至今，人类遭遇了无数的瘟疫，其中有些瘟疫特别严重，对人类后代的影响巨大的有：非典、鼠疫、天花、流感、霍乱、疟疾等。
总的来说，瘟疫是由于一些强烈致病性微生物，如细菌、病毒引起的传染病。
瘟疫在中国史料中早有记载。例如《周礼·天官·冢宰》记载：“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，四时皆有疠疾。”又如《吕氏春秋·季春纪》记载：“季春行夏令，则民多疾疫。”
说明当时对瘟疫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，认为瘟疫一年四季皆可发生，原因之一是由于时令之气的不正常，是由“非时之气”造成的。
文超良注：时令之气不正常，非时之气简单点说就是该冷不冷，该热不热。
现存最早的中医古籍《黄帝内经》也有记载。如《素问·刺法论》指出：“五疫之至，皆向染易，无问大小，病状相似……，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，避其毒气。”
《素问·本能病》篇：“厥阴不退位，即大风早举，时雨不降，湿令不化，民病温疫，疵废。风生，民病皆肢节痛、头目痛，伏热内烦，咽喉干引饮。”
这里指出温疫具有传染性、流行性、临床表现相似、发病与气候有关等特点，并认为只要“正气存内”，就能“避其毒气”。
晋朝葛洪《肘后备急方》对瘟疫也有论述，认为“伤寒、时行、温疫，三名同一种。……
其年岁中有疠气兼挟鬼毒相注，名为温病。”并立“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”一章，记载了辟温疫药干散、老君神明白散、度瘴散、辟温病散等治疗、预防温疫的方剂。
隋朝巢元方《诸病源候论·疫疠病诸候》认为疫疠病“其病与时气、温、热等病相类，皆有一岁之内，节气不和，寒暑乖候，或有暴风疾雨，雾露不散，则民多疾疫。
病无长少，率皆相似，如有鬼厉之气，故云疫疠病。”并认为某些地区的青草瘴、黄芒瘴等瘴气也属疫疠病范围。
并进一步指出：“此病皆因岁时不和，温凉失节，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，则病气转相染易，乃至灭门，延及外人，故须预服药及为法术以防之。”
文超良注：这里说的法术并非指封建迷信，而是指除了药物之外的一些方法，但这些方法往往被不懂的人称之为迷信。
唐朝孙思邈《千金要方·卷九·伤寒》立“辟温”一章，记载治疗瘟疫的方剂。
出于唐朝王冰以后的《素问》遗篇，认为瘟疫与五运六气变化异常有一定的关系，故有金疫、木疫、水疫、火疫、土疫“五疫”及“五疠”之称。
说明古人已经意识到瘟疫的致病原因不同于一般的六淫外邪，而是一种疫毒之气，即现在说的病毒。
文超良注：这里已经说明，瘟疫要针对性的用五行生克制化的原理去医治。
元朝医家朱丹溪《丹溪心法·卷一·温疫五》：“瘟疫众一般病者是，又谓天行时疫。治有三法：宜补，宜散，宜降。”总结了瘟疫的治疗方法。
明朝医家吴又可目睹当时疫病流行的惨状，在前人有关论述的基础上，对温疫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、探讨。
其所著的《温疫论》是我国论述温疫的专著，对温疫进行了详细的论述。认为“温疫之为病，非风非寒非暑非湿，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。”
指出温疫的致病因子是“异气”，又称“疫气”、“疠气”“戾气”等，是对温疫病因的创见。
戾气是通过口鼻侵犯体内的。认为“邪从口鼻而入”，又感染戾气的方式，“有天受，有传染，所感虽殊，其病则一”。
吴又可在《温疫论》中，还创制了不少独特的、行之有效的治疫方剂。《温疫论》是我国医学文献中论述急性传染病的一部划时代著作，至今仍可用来指导临床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。
《丹溪心法·瘟疫五》：“瘟疫，众人一般病者是，又谓之天行时疫。”其发病急剧，证情险恶。若疠气疫毒伏于募原者，初起可见憎寒壮热，旋即但热不寒，头痛身疼，苔白如积粉，舌质红绛，脉数等。
治以疏利透达为主，用达原饮、三消饮等方。若暑热疫毒，邪伏于胃或热灼营血者，可见壮热烦躁，头痛如劈，腹痛泄泻，或见衄血、发斑、神志皆乱、舌绛苔焦等。治宜清瘟解毒，用清瘟败毒饮、白虎合犀角升麻汤等方。参见疫、天行、时行、温疫发斑等条。
2400多年以前的一场瘟疫几乎摧毁了整个雅典。在一年多的时间里，雅典的市民们生活在噩梦之中，身边强壮健康的年轻人会突然发高烧，咽喉和舌头充血并发出异常恶臭的气味。患者打喷嚏，声音嘶哑，因强烈的咳嗽而胸部疼痛。一位医生发现用火可以防疫，从而挽救了雅典。
文超良注：由上可知古人对瘟疫早已有了大量的经验，明白瘟疫除了用药之外，还得利用天地之间对应的五行正气方能消除，所谓的“疫气”、“疠气”“戾气”等等，古人往往用“鬼”字来代替。
所以大家不要闻“鬼”就色变，闻之就套上迷信二字。“鬼”只是代表一种对人体有害的气场、磁场，用相应的办法自能去除，由此也不难明白为何武汉以火神山、雷神山来对新医院的命名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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